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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,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,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,新开了一家工厂——中国工厂,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,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,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。于是,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: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,清洗干净、粉碎,然后再出口到中国,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。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,制成油桶、管子和盒子,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“中国制造”的字样。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。通过这几个例证,人们可以看到,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,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,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,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,尚不需要动用将军。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。当然,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,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,但至少在50年以来,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。相反,在人民中间,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。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,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。目前,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。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、更大规模的失衡。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,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,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。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。在美国国内,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——工薪阶层、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。不过,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,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,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。在起飞的前30年中(从1970到2000年),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,从1%增长到4%。日本在起飞初期(1955~1985年)也达到同样的速度,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(从1965到1995年之间)。目前,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。而在同一发展阶段,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!因此,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,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。然而,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。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,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。2003年,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,结果败诉,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: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。还有人告诉他们,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。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,要清理门户,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,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。然而随后不久,突然之间光明乍现!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,而且越快越好!

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。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,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。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,法国人买突尼斯的,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。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,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、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,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“非本地化”的浪潮。“非本地化”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,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,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,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,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。然而问题的关键是,面对中国,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“昂贵”的国家了。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、4倍到5倍,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,所以猝遇竞争,就进退失据。更先进一点的国家,如葡萄牙和土耳其,也面临类似的威胁。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,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,从那些中等收入的、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,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,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,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。在北京,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。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。但是,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。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,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,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,日夜加班。一位工地领导说,“如果有用人需要,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”。在其他地方,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,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。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,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,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,工资也相应上涨了。不过没关系!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,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。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,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。北京下令,到西部去。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,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。于是,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(西安、成都、武汉等),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。澳门所有电子游戏天豪整个20世纪的历史、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——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“黄祸”威胁的人放心。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: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,可一旦涡流过后,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。看起来,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,难道不是吗?可是,著名的理论权威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·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。数十年来,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,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《经济展望评论》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: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?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,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。实际上,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,我们需要反躬自问,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,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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